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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越多越好吗?
2003-08-01 17:56

     [ACY0] 秋风 全世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说,教育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政治家们把这总结成一句口头禅: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展教育。近年来,中国也大幅度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然而,教育,尤其是在现有制度和模式下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是否一定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人们期望的正面效果? 教育未必能创造财富 去年6月6日的伦敦《经济学人》周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介绍了英国一位教育学教授艾利森·沃尔夫的新书,书名就充满挑战性:《教育真有那么重要吗?——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神话》(Does Education Matter? Myths about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y Alison Wolf,Penguin Books)。这本书主要是针对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策而发。布莱尔曾经自豪地宣称,摆在他的政府面前的三项最重要议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这种说法虽然带有典型的政客式的夸张——显然,布莱尔前一阵考虑不是教育,而是战争——但确实合乎主流经济学的“政治正确”,也颇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这位教育学教授并不否认,如果从个人角度看,教育对于改善个人境遇确实发挥非常重要作用。在宣传希望工程的时候,似乎有一个口号,叫做“上学改变我的命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你上的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对于你的收入、社会地位,都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即以出身贫穷农家的笔者而论,假如没有上学,或者没有上成大学,现在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 但是,我说我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并不等于说,如果我不上大学,我的命运一定会比现在糟糕——而现在人们自然而然地都有这样一种联想——搞不好我现在成了从农村成长出来的企业家呢。这当然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不过,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在不断发生。你看,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很多白手起家的大企业家、大富豪,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商人无疑是比尔·盖茨了,他可不算个好学生,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现在的温州商人,不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可是,他的生意比什么博士、海归火爆多了。尽管他们讲不出多少道道,但对市场的理解,大学教授也甘拜下风。他们给自己创造的财富,给社会带来的收益,也远远高于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平均水平。而他们受过较好教育的第二代,未必就比文盲老爸更会创造财富。这就是说,即使从个人层面上看,教育既不是致富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发财的充分条件。 从国家层面看亦然。就在当代历史上,在有些国家,识字率的大幅度提高,并没有导致人们所期望的经济增长。危地马拉一位经济学教授克拉斯托佛·林格勒在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出版的《自由观念》杂志第五期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繁荣富裕必须得靠教育吗?》,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由于实行了荒谬的经济制度,制订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在有些国家,在国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增长反而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或者高教育水平所驱动的名义上的GDP增长,根本无益于改善广大民众的福利。在这里,人们的识字率确实提高了,但他们只能阅读政府认为正确的文本;他们并没有学习到有用的知识,或者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没有进入市场进行交换的渠道,识字率和知识当然也就无法转换为创造财富的力量(power)。 这些例证说明了,从国家层面看,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国家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和良好的习俗)和政府的政策,而不是教育。对于穷国来说,拿出大笔资金投入教育,其效用很可能不如建立一套好制度。而建立这样的制度,其实是不用花费多大成本的,需要的只是理性而审慎的制度设计理念。 扩大教育规模的负面效应 当然,话说回来了,在处于正常状态的国家,从统计意义上看,对于普通人——就是说,缺乏企业家素质、得靠工资、薪水生活的人——来说,教育确实可以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而且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找到比较“高尚的”职业,当个白领、、金领什么的,平均收入水平高,社会地位也高。事实上,正是教育的普及和服务业发展,使得西方社会成为中产阶级社会。 尤其不能质疑最基本的初级教育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算术和读写能力,一个人将寸步难行,甚至连生活都不大容易应付。这样的人,肯定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将会培育出社会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各种研究人员,他们会照顾我们的身体,发明创造出种种给我们带来便利的设备。不过,我们也不能自负地以为,大学可以培育出企业家精神,哪怕是商学院也没有这种本事。而没有企业家精神,是不可能有技术进步的,更不可能有经济增长。 按下这一点且不表,即使我们承认,专业技术知识能使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来说,这却仍然并不意味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普及,经济增长就越快。事实上,从一定程度上说,两者间甚至没有什么关系。 原因何在呢?沃尔夫教授的回答是,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一种“相对位置品”(positional good),也就是说,你能否得到较高工资,不取决于你自己的教育水平,而取决于你是否接受了比别人更好的教育。这相当于一场赛跑:如果每个人的奔跑速度都提高了,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得到冠军奖杯,只有三个人能上领奖台。同样,尽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但CEO、局长、院士却仍然只需要一少部分人来干,不管参与这场角逐的人的基数扩大多少,他们的水平提高了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余人改进自己奔跑技术的努力,其实属于浪费资源。当然,这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的,至于从个人角度看,每个人都会努力改进自己的技术,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挤进前三名。因此,个人投入资源进行这样的竞争,是完全合理的,反正那是人家自己的钱,人家愿意怎样用就怎样用。不过,如果更多人的预期落空,失望情绪的蔓延对于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利的。而如果扩大教育的投资主要来自政府,则这些本来可以用于更紧迫需求的资源,对于社会整体的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效用,也实在是令人怀疑的事情。 尤其是猛然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必然会带来一个成本:大学教育质量下降,因此,一些明智的大学已经拒绝扩大规模。而“相对位置品”效应又会使毕业生从教育中获益的预期落空。尤其严重的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合乎这些毕业生预期的工作岗位难以在短期内同比增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我们无法给出量化的证明——则必然造成大量人才的浪费。这不仅会浪费稀缺的经济资源,也会造成社会、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影响社会的合作与交换网络的稳定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 本文无意否定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而只是想说明,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跟社会领域中的任何关系一样,都是复杂的。因此,作出相关决策时也必须是审慎的。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0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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